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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奎松建国后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物流

发布时间:2019-11-29 16:05:49 阅读: 来源:油溶性咪唑啉厂家

杨奎松:建国后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

核心提示:当我们几十年来堂而皇之地批判所谓“全盘西化”,大谈所谓“中国化”,强调“爱国”和“民族”的时候,不知有没有人意识到,其实在中国历史上,1949年以后恰恰是中国被西化得最彻底的一个时代!

本文摘自:《南方人物周刊》2008年15期,作者:杨奎松 吴虹飞,原题为《杨奎松: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》

很多人印象中,杨奎松从事的中共历史研究是“敏感领域”。听到我们这样讲,他很快纠正说:“今天对中共历史的研究,已经不专属官方学者。历史系的普通学者和同学,也有很多乐于选择来研究了。”

的确,除了专业的学术刊物,今天杨奎松还可以面向大众读者,很坦然地公开自己的研究成果。他着述甚多,最新的一本,是《国民党的“联共”与“反共”》,一部主要从国民党史料的角度考察两党关系的力作。甫一问世,就引起了众多关注。

杨奎松是个“学院派”,似乎从不参与国内“新左”和“自由派”知识分子的论争。但是去年他接受《南方周末》采访,就一个颇为耸动的话题――“建国以来党政干部收入分配”谈了自己的思考,结论是:权利平等,才能分配公平。

他面容清俊,典型的学者相貌。坐在那里,立刻给周围带来一股沉静的气质。但他告诉我们:“我生性好玩好动,叛逆性强,喜欢直来直去,因此总是容易闯祸和得罪人。我的‘内敛’,可能只是面部肌肉的构造给外人造成的一种假相。”

他生长在国家机关的大院里。在新中国长大的他们这一代人,注定了总要和大历史撞在一起。“文化大革命”,他经历了,虽然还是个孩子,却和父亲一起去了计委“五七”干校。“因为妈妈生怕爸爸不在北京,我会学坏。”他今天都还记得,好多个月里,“每天起早贪黑,跟着原国家计委委员廖季立,把连队的羊群赶到十几里以外的水库滩地上去放牧,直到今天都特别能走长路”。

1976年,“天安门事件”,因为几首“黑诗”,他进了监狱。那时他已回北京当了工人,和很多激动的人一样,写诗,政治诗,贴到广场上去。在首都体育馆万人大会上,他那首“忠魂一去歌似尽,春风不到紫禁城”,被北京市公安局长当场作为最反动的诗词之一念了出来。后来被编了号(078)影印出来,在全国范围照笔迹查找。“半夜1点左右,几个警察把我从家里的床上弄起来,押上吉普车,按在后排座位下面,先送到‘炮局’,审讯一周后送回工厂,挂上‘现行反革命’牌子公开批斗,再送进半步桥监狱――北京第一监狱看守所――‘王八’楼。”

被关押的日子似乎没有给他留下太痛苦的印象,他说他常常乘狱卒不在附近时,在囚禁他的单间里练习打羽毛球的步伐和动作来活动身体,住小间时和邻窗不知名的狱友互相朗诵诗词解闷。一位后来被枪毙的犯人曾断言他肯定会判无期或枪毙,他说:“我也想过,如果杀100个,我这‘078’肯定跑不了,甚至想象过被枪毙的情形。”

他发现自己实在过于冷静。“自始至终,我既没有激愤过,也没有掉过眼泪。”今天,他这样总结这件事:“我发现我对被判有期、判死刑并无所谓。这种心态直到今天也都是如此。凡事只看眼前,做事从不后悔。知足长乐,创造并享受,这就是我的生活态度。”

1977年从监狱出来,有了高考的机会。“当时家里商量的,是让我将来跟着父亲向经济学方面去发展。”头两个政治经济学方向都没能被录取,第三志愿填的是历史,结果被补招的中共党史专业录取了。“这个中共党史专业,当时――今天恐怕也一样――并不是史学的一个门类:既非史学,也非政治学,被划在所谓政治理论专业,毕业时学位证书上写的是‘法学’学士。”

从人民大学毕业,杨奎松进了中央党校,成了《党史研究》杂志的编辑。“1982年的时候,那里是最适合我们这种初出茅庐的年轻人的地方。党校历史悠久,又是中共中央直属机关,和中央档案馆是平行单位,久有业务往来,特别适合挖掘中共历史文献资料。”

整个80年代,是这个未来学者的养成期。“主要精力都放在了查阅搜集各种文献史料上。当时还没用电脑,全部都用手抄卡片。光是各种资料卡片,就做了上万张。那时也还没有科研经费一说,编资料集完全是自费,按照全国期刊篇目索引,全国各地所有藏有相关资料的图书馆,无论大小,几乎跑遍了。那时刚刚通过《档案法》,中央档案馆也一度对外开放,我断断续续跑了几年。所有这些基础的资料准备工作,在下一个10年,即1990年代都见了成效,从1991年开始,我接连出版了6部专着。”

荒唐的“必要之恶”

人物周刊:研究历史给您最大的乐趣是什么?

杨奎松:最初的乐趣是“破案”。历史研究有点像刑警破案,通过种种蛛丝马迹,深入发掘拓展,找到更多的线索,运用逻辑分析和推理,把所有能够掌握到的历史碎片串连拼合起来,最后组成一张相对完整的历史过程图,弄清什么时间、什么地点、发生了什么、发生的经过情形以及原因何在等等,从而揭示一个过去不为人所知,或者被人误读的历史秘密。刚开始从事这项工作时,每完成一篇论文,就会有这样一种成功“破案”的满足感。

人物周刊:90年代初,有过一阵短暂的党史热,就是在那时候,叶永烈写了大量的传记作品。您对那次的党史热有何评价?

杨奎松:严格说来,那时热的并不是中共党史,而是领袖、名人的故事。叶永烈作品的长处,和稍早的权延赤的一样,主要在他们做了大量的口述史。对于口述史的重视,史学界是直到1990年代末才逐渐开始的,而叶永烈、权延赤他们在这方面明显地走在了前面,他们的作品中有很多在文献史料中看不到的活生生的历史细节,即使像我这样的专业研究者,也会买一些他们的书来读。但是,他们毕竟不是历史研究者,更缺乏应有的批判意识,因而他们写领袖故事,只是着眼于歌功颂德,对历史人物以及历史进程的把握,通常也只是人云亦云。前人研究的不足和偏颇,自然也就体现在他们的书里。

人物周刊:现在有一种说法,认为现代史上的一些不幸和曲折,只是国家建设过程中的一种“必要的恶”,因为除此就无法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。您是否同意这种观点?

杨奎松:这是什么思路?!凡主张革命者,都认为自己为的是国家或人民的利益,任何反对其革命者,都必定是其革命要压迫、肃清甚至消灭的对象。没有哪个有良知的年轻人天生愿意去行镇压或杀戮之事,但是,为了国家,或为了人民,如同1921年因发动改良的湖南自治运动失败,终于下决心转向革命的毛泽东所言:这实在“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,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,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”。问题在于,第一,一旦走上这条道路,任何人都难免会逐渐习惯于这样一种思维方式,即逐渐不再视恐怖为恐怖,直至还会把恶视为最大之善。

想当年1947年土改时,《东北日报》就公开报道松江省委书记的讲话:农民对地主的打击处置不要受任何条文的限制和约束,打击得越激烈就越人道。正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,仅1947年一年中共北方根据地搞土改运动,被打杀的地主富农和其他农民,就多达25万人之众。虽然1948年中共中央紧急纠偏,加以制止,但死人已不能复生。这里有多少是“必要的恶”,有多少是不必要之恶呢?想来一望即知。然而从早年“富田事变”,到鄂豫皖“肃反”,到延安“整风”中“审干运动”,到1947年土改“左倾”,到1957年“反右”,到1959年“反右倾”,到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,还不算其他各种运动,不断制造此种不必要之恶已成惯性,愈演愈烈,了无底止,这难道还不足以令人质疑此种逻辑之荒谬?

不仅如此,所谓“必要之恶”的逻辑中,最让人不可接受的,就是其中全无人性和人道的观念。好像相对于国家、民族而言,构成国家、民族的单个的人无关紧要。为了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,该牺牲的就应牺牲,不应有任何怜悯之情,不能存任何妇人之仁。尤其令人难以容忍的是,这种逻辑的主张者,同样也必定是新的阶级论或种姓论的赞同者。在他们的观念中,凡不赞同他们主张者,即非我族类。既然非我族类,也就无所谓这类人的权利和感受。换言之,在他们的观念中,根本就不会有“天赋人权”和“人生而平等”的观念与意识,更不懂得当今社会中的人,其实首先是毫无区别的同样的有生命的人,然后才是张三、李四,才有其地域、阶级、民族和国家等种种属性,没有任何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或后天的属性,去剥夺他人生而为人的各种基本权利,包括他坚持异议的权利。如今,我们连牺牲环境来求发展的逻辑都已经否定了,我们还有什么理由相信以牺牲人的自由和生命为代价的这种“必要之恶”的荒唐逻辑呢?

中国人高度务实,不会撞了南墙不回头

人物周刊:历史上,中共很多次及时调整战略,实现自我更新。您觉得中共的转型能力来自何处?对于眼下这次,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化,您是怎么看的?

杨奎松:你说的很多“及时”,其实里面有很多偶然,也有很多特定的机遇。比如我们所说的改革开放,如果毛泽东再多活10年,哪怕是5年,还有可能吗?很多机遇一旦失去,即使你有了调整的条件,也未必能够成功。当然,中共的这些改弦更张,也并非都是偶然因素或某种机遇在起作用,这里面也有中共自身的转型能力在起作用。这种能力是什么呢?依我看,就是中国人的高度务实性。这不是共产党的问题。前苏联也是共产党当政,为什么转型就转不过来?因为俄国人就其民族性而言,远没有中国人那样务实。中共为什么每到政策实行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及时转型?就是因为中国人具有这种极强的务实特性,不会撞了南墙还不回头。当然,务实归务实,具体到不同的领导人,也还是会有务实程度的不同。毛泽东太过理想,再加上人到晚年更加固执,要他像邓小平那样务实,转变那样彻底,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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